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孤独与友爱执着追求


——读刘震云《一句顶一万句》有感
发布时间:2013-07-03 来源: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 刘峰显 【字体:

  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出版于2009年,这部有着诙谐书名的作品,其实却透着骨子里的严肃认真。它以如此独特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的文化与人性深处,开辟出一种汉语小说新型的经验。这部作品被称之为中国的《百年孤独》,是因为它揭示了生活在底层社会群体生命中的东西——乡村生活的孤独感,以及由此产生的说话的愿望。他挖掘的很深,人们的诉求方式的特别性,以能否谈得来,说的着作为选择朋友的标准。这种沟通方式无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,也就无怪人们内心的那种孤独感。

  这部小说的大结构分为上下二部,那就是 “出延津记”和“回延津记”,“出延津”是吴摩西,“回延津”是吴摩西的外孙牛爱国。出延津吴摩西丢了养女巧玲;回延津是牛爱国找母亲曹青娥(巧玲、改心)的家乡,为的是娘去世前要说的一句话。但家乡已然面目全非,家乡的根不可辨认。牛爱国回延津纯属灵机一动的意外,并没有执着的有目的寻根。吴摩西并没有回他的家乡,而是70年前21岁时去了陕西再也没有回到延津。他的名字也改了,不叫吴摩西,改为罗长礼。这就还了他少年时期要做“喊丧”的罗长礼的宿愿。但是牛爱国却找来找去没有结果,跑到陕西才知道了吴摩西的故事,最后却是听了罗安江的遗孀何玉芬说的一句话:“日子是过以后,不是过从前。”这或许是富有民间智慧的一句话,它针对牛爱国“寻根”的历史化举动给予了明确的否定。一句顶一万句,始终没有那样的一句话,就象生活中并没有绝对的真理一样。生活就是存在着,就是坚韧地生活下去。

  刘震云这部作品并未有介入现代性观念的企图,小说只是去写出20世纪中国乡村农民的本真生活,对农民几乎可以说是一次重新发现。农民居然想找个人说知心话,在这部作品中,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寻求朋友,都有说出心里话的愿望。这样的一种愿望跨越了20世纪的乡村历史,刘震云显然在这部小说里建构一种新的关于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叙事,一种自发的农民的自我意识。在20世纪面临剧烈转折走进现代的时代,乡村农民也有他们的孤独感,有他们的内心生活和发现自我的能力。

  脱离历史大事件的叙事并非只是书写田园牧歌,刘震云倾心关注的是人心,人心到底如何?他没有回避中国乡村潜在的冲突,那是源自于人性的困境。在某种意义上,刘震云书写的历史更加令人绝望,并不需要借用外力,不需要更多的历史暴力,只是人与人之间,甚至亲人之间的算计,那种误解,那种由对友爱的渴望而发生的误解,更加突显了内心的孤独。家族伦理之被审视和置疑,始终是刘震云写作的主题,并不是说刘震云不尊重家族伦理,而是他可能太看重这最后的依靠,他不断敲打它,击碎它,看它还能不能复原。

我们说乡土生活的本真性,并不一定是就其纯净、美好、质朴而言,因为如此浪漫美化的乡土,也是一种理想性的乡土;刘震云的乡土反倒真正去除了理想性,它让乡土生活离开了历史大事件,就是最卑微粗陋的小农生活。在很多情势下,历史并不一定就是时刻侵犯着普通百姓生活方方面面,百姓生活或许就在历史之外,在历史降临的那些时刻,他们会面对灾难,大多数情势下,他们还是过着他们自身的“无历史的”或者不被历史化的生活。事实上,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要抵达这种“无历史”的状态并不容易,读读那些影响卓著的文学作品,无不是以意识到的历史深度来确认作品厚重份量。一个没有战争、没有动乱、没有革命、甚至没有政治斗争的“现代中国历史”,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,但刘震云居然就这样来书写中国现代乡村的历史。准确地说,是无历史的贱民个人的生活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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