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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新勿忘温故


——刘震云报告文学《温故一九四二》读后感
发布时间:2013-07-03 来源: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 胡德斌 【字体:

  1942年,河南发生大饥荒,旱灾和蝗灾却让这里哀鸿遍野,饿殍枕籍。人们纷纷背井离乡,人群如浪潮般向陕西迁移。这场大旱灾让河南省饿死300多万人。

  300万人饿死,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。或许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的灾难实在太多,我们往往忽视了数字背后蕴含的民众苦难。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,关于饥荒和灾难的记载往往异常简单,诸如“某某年,大旱”、“某某年,饥馑”、“赤地千里,易子而食”之类的字眼。灾荒中究竟发生了哪些具体的事,这些灾民们的面孔究竟是怎样的,我们始终不得而知。《温故1942》中提到,《大公报》记者高峰曾有一篇报道叫《豫灾实录》。报道中有如下记载:“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。卖子女无人要,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,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、周家口、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。卖一口人,买不回四斗粮食。……。没有救灾办法,粮价不会跌落的,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。老弱妇孺终日等死,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,这样下去,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,而需要清乡防匪,维持地方的治安。”

  这些内容发表后,蒋介石下令《大公报》停刊三天以示惩戒,但并没有展开救灾行动。在“抗战第一”的口号下,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被完全漠视。一位中国军官对美国记者白修德说到:“老百姓死了,土地还是中国人的;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,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”。河南战区司令官蒋鼎文最拿手的好戏是在他的辖区内恐吓行政官员。他曾责骂河南省主席,使这位主席在恐慌之中与他合作制定了一个计划,这个计划剥夺了农民手中最后一点粮食。这就大幅度增加了饿死的人数。灾难,从来是三分天灾,七分人祸。

  当面对旱灾的时候,领袖不关心,政府不行动,各级官员在大发国难财,灾民大批死去。蒋委员长不是不知道灾情的严重,但他更关注的是国际地位、对日作战、派系斗争等等大问题。蒋委员长看来是没有时间去思考灾民的前途和命运了。就在这300万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之时,这个国家的行政长官们却以“影响抗战士气”、“妨碍国际视听”为由,对灾情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。当外族入侵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危险时,统治者眼中那些饥饿的灾民,仿佛巨轮下的蚂蚁,又似秋风中摇摆的衰草。

  刘震云在《温故1942》诘问道,老百姓面对这样一个政府,是饿死不当亡国奴还是为了活命而甘向侵略者低头?书中写到,很多百姓见了白人就下跪,灾民吃了日本人的粮食,还缴了国民党的枪。中国的政府在国际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才出来赈灾,而赈灾款又大部分进了贪官污吏的口袋。

  “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?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?不是。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吧?不是。那是什么?是日本人来了。……。一九四三年,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,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。……。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。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,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。……。在这种情况下,为了生存,有奶就是娘,吃了日本的粮,是卖国,是汉奸,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?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?

  当这问题摆在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,问题就变成: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?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?我们选择了后者。”

  1944年豫湘桂战役,日本人只用6万军队,就一举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,原因是什么?因为日本人发放了军粮,而我们的政府对灾民横征暴敛。看到这一幕,令人唏嘘,令人深思,国家的存在究竟是为了什么?如果老百姓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,政府便是一个罪恶的政府,领袖只能是一个人民的罪人。国家不应该是统治的工具,而是一个维护民众利益的共同体。只有一个国家真心的维护民众的利益,民众才会拥护这个国家,才会保卫这个国家。

  与此同时,中国共产党在新老解放区成功开展了土改运动,满足了亿万农民对土地的渴望。还在解放区和根据地广泛建立民主政权,使得农民既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利益,在政治上也翻了身,使得翻身农民迸发了极大的革命和生产热情。三年内战,江苏、山东、安徽、河南等地的农民用极大的物力、人力支援了战争。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。人民提出的口号是“倾家荡产,支援前线,忍受一切艰难,克服一切困苦,争取战役的胜利。”陈毅在战争胜利后感慨道:“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,是被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倒的。”距1942年的大饥荒过去仅7年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,依靠小米加步枪,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,夺取了全国政权,成立了新中国,蒋氏政权弃陆逃台。历史给出了公正的答案。

  历史不容忘记,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。当今阶段,我们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大,各种社会矛盾凸显。如何使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,应该是政府要始终思考的重要问题。当前,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总的说是好的,绝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也是好的。但是,这些年来一些党员干部的作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。有些领导干部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,高高在上,滥用权力,脱离实际,脱离群众。有些领导干部犯有严重的形式主义,惯做表面文章,热衷于沽名钓誉,形式上热热闹闹,实则劳民伤财。有些领导干部有严重的消极腐败行为。尽管上述问题存在于党内少数领导干部身上,但损害了党的形象,伤害了人民的感情,降低了人民对党的信任度,削弱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。如果任其发展下去,就有动摇党的执政根基、丧失党的执政地位的危险。

  今天,我们站在关键的历史节点、全新的发展起点。“两个100年”的奋斗目标前景可期,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曙光在前。如何坚持群众路线、密切联系群众,仍然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、不断寻找答案的重大命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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